【79级回忆】 邹农俭:历史缘 南大情

来源:历史学院发布时间:2023-11-09 09:44:28访问量:44

  邹农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城镇化研究会会长

历史缘  南大情

邹农俭

 我的老家在今天的无锡市新吴区硕放街道,四十年之前为无锡县硕放人民公社,纯粹的农村地区,1979年参加高考,填高考志愿时,既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也找不到熟悉大学专业情况的人咨询,就懵里懵懂地填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专业,不久就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年9年份,从老家第一次到南京上学。前几年卖房子,还找到了当年邮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

 在南京大学学习了四年,19837月按时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7月份去报到,省社科院人事处的经办同志说,现在暑期,你先回去休息吧,分到哪个研究所由领导来定,到8月底来上班。当时省社会科学院和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署办公,一个党组,所以我既可以分到社科院,也可能分到社科联。8月底上班后,社科院将我分到社会学研究所,那个时候,社会学一词还很少听说,也不清楚是做什么的,我听了后一头雾水,弄不清一个读历史的人怎么分到社会学研究所。事后才知道,那个时候,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正遵中央指示,担任恢复、重建社会学的重任。后来看到资料,邓小平指示,像政治学、社会学要尽快恢复,于是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要费孝通扛起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大旗。费孝通三十年代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的是人类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完全是社会学的作品,费回国后,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取消了社会学学科,到了八十年代初,要恢复重建,恢复重建从哪里开始?从实证考察中国社会、回应时代关切做起,费于八十年代初,选择江苏小城镇研究作为恢复中国社会学的切入点。做这项研究,要组织队伍,组建课题组,但找不到社会学的专业人才,我在南大历史系读书时,毕业论文写了篇《明清太湖地区市镇经济初探》,历史系吕作燮老师是论文指导老师,除了在学校图书馆找资料外,(学校图书馆古籍部即今天的学校档案馆,在古籍部找资料多了,熟悉了当时历史系罗伦老师的爱人蒋老师)吕老师专门写了介绍信,叫我到嘉兴、上海图书馆等地找地方志资料、碑刻资料,吕老师还多次指导我修改论文,他在世时我与范金民同学还去过他在云南路的家。论文由三个部分组成: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市镇的形成及其类型;市镇的地位和作用。省社科院的领导在档案中看到了这个材料,于是就将我分配到新组建的社会学研究所,配合费孝通先生主持的江苏小城镇研究工作。时间到了9月份,费孝通来南京参加由他倡导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是全国第一次以小城镇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费孝通先生,当时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老先生和蔼可亲,与我这个小年轻合影。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费孝通作了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报告,会后,他将报告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阅后作了长篇批示,大意是说,对于小城镇,我们党内多数同志不熟悉,现在专家写了调查报告,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之后,要出会议论文集,但对小城镇研究的成果非常少,于是省社科院的领导将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推荐给了费孝通,他看了以后,写了他的意见,“推荐入集”,还将我找去谈话,他说,明清时期苏松杭嘉湖地区的小城镇相当繁荣,后来衰落了,要将这个历史脉络理清楚。从此以后,我就参加费孝通先生主持的“六五”期间国家重点课题:“江苏小城镇研究”和“七五”期间国家重点课题:“城乡关系研究”,跟随他调查研究十余年,在调研的路上、在饭桌上一起讨论问题,早上常常陪他散步,陪他考察农贸市场。应当说他非常喜欢我,常常叫我“小邹”,多次来江苏调研之前,要关照省里负责接待的领导,将社科院的小邹叫上,有几次,他在台上作报告,我在台下记录,然后整理成文后交他审阅定稿。他是苏州吴江人,我是无锡人,老家都讲吴侬软语,他讲话有浓重的乡音,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有的人会听不懂,他就讲,叫小邹翻译。我写的文章他亲自给我修改。多少次调查问题,他说,这次做什么专题不定,你们自己去实地考察,就会发现问题,调查一段时间后,集体汇报,他说这是“考试”,汇报时,先是我们讲,然后他一一点评。就是经过这样的训练,我自己逐渐学会了写文章,这一个时期,也是我学术成果比较丰富的一个阶段,每年要在《社会学研究》上发几篇文章。我后来专题研究农村问题、小康社会、城市化、社会结构变迁、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等专题,与受费孝通的指导有极大的关系。老先生当面给我讲过很多话,现在能够记得的,比如,他讲,社会科学要学以致用,胡乔木同志叫我重建中国社会学,如果我关在书斋里,翻译翻译英文的学术成果,介绍介绍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这样的文章,那三天可以写一篇,成果会十分丰硕,但那个东西中国社会不需要,中国社会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老先生一辈子做的是志在富民的学问。又比如,他十分看重现场第一手资料,做小城镇研究时,有一些人认为,现在收集资料的手段那么多,何必还到现场去实地考察呢,在北京发发问卷就能解决问题,他坚决反对,坚持做实地调查工作,晚年九十岁出头了,还出京做社会调查。

 可以这么说,我在南大读了四年的历史学,毕业时写了篇小城镇方面的学位论文,偶然之机得到费孝通这样的大家指点,并引导我进入了社会学的学术领域。

费孝通勉励作者的题词,写于1984年。

同费孝通先生在泰州调研。后排左一为作者。

费孝通作报告,我负责记录,整理好后送他审阅,这是他在我记录的稿子上作的修改,改好后写上他的意见,经本人修改,并签字,写上日期。老先生喜欢用中华牌粗芯铅笔写字。

 八十年代末,省社会科学院迎来了新的领导,徐福基任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我们读书时,徐是学校副校长,协助校长匡亚明工作,在学校时,偶然会见到匡校长坐着一辆很旧的红旗牌车到学校上班,徐福基副校长则总是骑着一辆28吋的自行车上下班,徐后来任过省高教局局长,我当时住在北京东路2号,也常常见徐骑着自行车途经鼓楼广场去中央路省高教局上班。在学校时,我们学生认识徐,徐副校长不熟悉我这位学生,后来他成为省社科院的领导,遂有了交集,我于1990年任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时年33岁,当时省社科院的所长,大多是老干部,离休干部,我们这个所,第一任所长是13级的干部,前任所长也是离休干部,我当时刚提拔起来,只能当副所长,没有所长,我主持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这样与徐福基的交往就非常多,徐对我也是厚爱有加,叫我小邹,常向他汇报工作,讨论工作。除了省社科院的工作外,还有江苏省社会学会的事情,徐福基兼任省社会学会会长,我兼社会学会秘书长。

 到了九十年代初,胡福明同志任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当时的职务是江苏省委常委,兼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大学读书时,胡福明是哲学系的老师,在学校时,听过他一次报告,是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出访当时的南斯拉夫,记得是在学校礼堂听他的出访报告,胡任省社科院院长以后,我们遂熟悉了起来,加上是无锡老乡,共同话题很多,经常一起讨论问题,90年代初社科院就将苏南现代化作为重大课题进行专题研究,现代化是社会学的热门课题,我所在的社会学研究所理所当然成了这个课题的主力,现在,苏南地区是我国现代化试验区,可见当时我们的研究是相当超前的,我们合作出版了《苏南现代化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等著作,写了不少研究报告,参与讨论了省里的若干重要文件。与胡福明老师的交往保持了二十余年,他后任省政协副主席,过一段时间便要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坐坐、聊聊天,我始终觉得胡老师思想深邃,思维活跃,怀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忧国忧民,每次与他交谈总有得益。去年底老先生因遇疫情而过世,失去了一位好老师。

 1995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1998年博士毕业后调入南京师范大学,当时南师大的好几个学院都想叫我去,我选择了历史社会学系,一是考虑我所学的社会学在这个系,二则有些历史的情结,即历史学也在这个系,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以后,发现历史系有不少南大历史系的系友,有幸与他们成为同事。2000年系要改学院,当时全国没有叫历史学院的,叫什么学院名称呢?系里在讨论时,我提出叫社会发展学院,理由是历史就是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学院可以将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统领起来,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请费孝通先生题写了学院名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茅家琦先生也为学院成立题了词,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建的社会发展学院,至今全国高校设社会发展学院的有不少。从2001年起我担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院长,其间担任院长11个年头,这一个阶段也是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学院全体老师同心同德,努力进取,一门心思进行事业建设,将一个只有50位专任教师的学院办成了:拥有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史、考古学;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史、考古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社会学、世界史;一个省级科研基地:江苏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考古学获得了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的学院。

 图中题词者: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汝信: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

  郑杭生:社会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茅家琦: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陆学艺:社会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公丕祥: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我们这一代人,初中高中阶段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基本没有读书,进了大学开始读点书,为时已晚,工作了在学校、科研单位从事所谓的做学问,也是勉为其难,所以唯有辛勤、谦逊,在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尽可能多做些事。现在想来,最初读的历史学,大概给人有所启示的是:

 其一,历史方法论。史学教给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凡事都有个来龙去脉,事出有因,事物有个演化的过程,事物从何而来?如何呈现的?怎么变化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某种规律,所以我研究城市化,从古代的说起,何谓,古人讲,买卖之所也,即进行货物交换的场所。城镇的,怎么用于地名了?是因为市场繁荣了,场所扩大了,要引起重视,于是将古代专指军事单位的镇守用到地名上去了,今天我们形容一个地方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说是经济重镇。这个字,字源左边是土,右边是武器,古代将贵族集中在一起,四周挖成河,挖起来的土垒成城墙,加之军队来守卫,住在里面很安全,这是城的最初形态。这样来理解好多东西,可能更加深刻些。

 其二,求真求实。史学特别重视史料的价值,何谓价值?即史料的真伪,浩瀚的史料中要发现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真的能用,假的要剔除。社会学上讲实证,求真,即发现真实的社会事实,探索社会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做社会调查要收集材料,大量的材料中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没用的要去掉,有用的才能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社会学是融会贯通的。所以宽泛一点说,历史学是昨天的社会学,今天的社会学明天就是历史学。

 其三,历史观。时代变迁,势不可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东西稍纵即逝,有些则亘古不变,一个东西能够存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些东西是历史长河中的长变量,人们应当对它敬重、敬畏,是这些长变量决定着历史的基本走向。

 今年是我们这一届同学大学毕业整整四十周年,前段时间同学聚会,欢庆大学毕业四十周年,回到了南京大学,回到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聚会结束后,同班同学、曾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的孙江林多次催促,希望同学们写点与南大、南大历史系有点关系的感悟文章,遂写下以上这段文字,主要目的是感恩,感恩南京大学,感恩南京大学历史系,现在的历史学院。 

                                   (20231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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