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恒教授《史前考古与古代文明研究论集》出版

来源:历史学院发布时间:2020-12-25 02:13:57访问量:20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张之恒老师的论文集《史前考古与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张老师于20101228日不幸病逝,我们在编选论文集的过程中,增进了对张老师的思念和敬仰之情。这部文集在张老师去世十周年之际出版了,就让我们把这本书作为敬献给张老师的深情礼物!

张之恒教授

《史前考古与古代文明研究论集》

编后记


今年是张之恒老师逝世十周年,值此之际,我们编辑出版先生的文集以志纪念。本文集的编辑始于先生病重期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现历史学院)刘兴林老师的提议下促成了此事的运作,刘老师在承担繁忙的教学和考古任务的同时,挤时间找齐了几乎所有的论文,多次当面征求先生的意见,对论文进行精心挑选,并确定了现在的书名和目录。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立新老师、安徽大学历史系周崇云老师和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张平凤女士都给予了积极的帮助。南京博物院李虎仁先生热心地代为查问外地期刊,刘兴林老师的研究生张仁杰、周津任、张玮、吴昊等同学在查找论文、初校等工作中都付出了劳动。文集校样出来后,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王根富老师集中精力进行了认真的校对。文物出版社肖大桂、黄曲等自始至终关心文集的出版,付出大量艰苦细致的劳动。

本文集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老一辈考古学家学术论集系列之一。共收录论文40篇,分为史前考古综论、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史前农业研究、文明探源和古文化研究四部分。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丰硕,尤以史前考古和古代文明研究为重点。这本论文集凝聚着先生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更能反映出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研究历程。


张之恒教授19381223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卢里镇,19597月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64年毕业留系任教。197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考古专业,他转为第一批考古专业的教师。从此,张老师致力中国石器时代 考古的教学和研究30余年,他编写的《中国旧石器时代 考古》(合著)、《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夏商周考古》(合著)、《中国考古学通论》等教材,成为国内考古和文博专业的通用教科书和重要的参考书,特别是《中国考古学通论》,多次印刷,引导无数青年学子走上考古之路。他还出版《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等著作3部,发表论文近百篇,在我国史前考古领域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


张老师曾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负责人,对南京大学考古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98年,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南京大学考古学科成为全国第一批考古学博士点。除了担任大量课堂教学任务,他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直到2003年退休前,在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家人的照看下到重庆云阳、奉节考古工地现场指导学生发掘。他为人正直,坚持原则,倾心培养和指导学生,教书育人,言传身教,从学习和生活各方面关心和爱护学生。从他那里,大家学到了知识,感到了温暧,懂得了做人的原则。我们都深切怀念他,论文集的出版也是学生们对张老师最好的追念。


编者

20206



附:刘兴林老师2011年写的《思念张之恒老师》

思念张之恒老师

201117日写定)


刘兴林


20101228日上午655分,我们敬爱的老师、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之恒先生走完了他72个春秋的人生旅途,在南京鼓楼医院静静地走了。学锋打来电话,我9点钟急匆匆赶往医院,师母江老师一个人怔怔地坐在肝胆外科的休息大厅,见我过来,站起来抓着我的胳膊,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老张没了,老张没了……”这时我竟想不起一句合适的话安慰她。我问:“少华回来了吗?”师母说:“正在路上呢。”27日,他们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张少华到镇江老家为张老师准备完后事,回来见父亲精神尚好,下午一点多钟离开南京回上海的家,这时又在赶往南京的路上。


张老师走了?张老师患肝癌的消息我很晚才知道,最近一年多病情时好时坏,不定期地住院挂水调养,但现在知道这消息还是感到很突然。前几日有人见师母还扶他出来散步,老家来人准备接他们到镇江,那边人多可以帮师母搭把手,张老师也同意了。27日下午儿子走后,张老师便一直沉默不语,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表情木然。过去他坐一小会儿就得躺下休息,现在就这样僵坐着,吓坏了师母,问他话,不答,再问,竟问出了两行热泪。师母从未见张老师落过泪,这下就急了,问他:“你是不是要住院?”张老师点点头。于是师母同保姆,手忙脚乱把张老师扶上轮椅,推到鼓楼医院。这便是张老师最后一次住院!


师母对系领导重复着先前张老师交给组织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一切从简。师母只希望在《中国文物报》上给登个简短的讣告,告诉一下考古界的朋友。张老师生病期间从未向系里提过什么要求,也不希望别人去看望,走了更不愿给人添麻烦。而为了张老师的身体,一年前还能挺直了身板给中学生做辅导的江老师,经历了无数个日夜守候和家门到医院间的来回奔波,现在竟操劳成了佝偻身躯的憔悴老人。她手里紧抓着一个眼镜盒,嘱咐人到时放到张老师的身边:“他进来时没带任何随身的东西,只有这副眼镜,让他带走吧。”


张老师走了,他并没有带走什么,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给养和不尽的深切思念。


1981年秋,进入南京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上“中国古代史”课,系里组织参观南京东郊的南朝石刻,请来张老师现场讲解,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那时他40出头,身体硬朗,健步如飞,面庞黝黑,让人想像到考古一定很辛苦。每一处石刻,神龟、辟邪、天禄、望柱,张老师都一一道明其形状、来历、用途和意义,让我感到新鲜和新奇。有了这次讲解石刻的印象,第二学期上他的新石器时代 考古课就有了兴致。但张老师上课只讲知识不讲故事,虽然条理清晰,也略显枯燥。他是在用心上课,眼睛斜向上望着,工工整整誊写的讲稿摆在讲台上也不怎么看,他严肃认真,很少见他课堂上有眉飞色舞的时候,更没有给人提神的夸张动作。没有废话,大家也就瞪大眼睛听,认真地记笔记。学期末一整理,发现中国几大地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脉络清清楚楚地摆在了面前,各文化的主要特点、相互关系也都掌握了,顿时觉得轻松和踏实起来。于是,三年级我就选了张老师为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做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的研究,四年级接着做中国史前刻划符号和文字起源的题目,为我以后读古文字学研究生提起了兴趣,打下了基础。


张老师教我们写论文很强调修改,三稿四稿,不行就五稿六稿。他也是这么做的。论文每交给他一稿,上面总是有铅笔留下的许多印记,底下划线的,边上打“?”的,标点符号、错别字、书写格式,错无巨细,无有遗漏,修改意见和评点详细写在后面,然后把作者找了去,当面解释再如何如何。


三年级下学期,历史系80级率先发起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一时间,学生当中兴起各种兴趣小组,我和刘壮已、王敬等几位同学联合发起了班上的新石器时代 考古“社团”,当然也是请张老师做指导。后来由于大家忙,小组活动了几次后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解体,我们就毕业了。大家对新石器的热情都来自张老师。


张老师对于学生,关心爱护无半点私心,他既教书,又育人,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鼓励、帮助、推荐、批评,学生的事只要他知道的,无不挂在心上,我所知道的就有几位学生受到张老师不同形式的接济(师母不让说)。1985年春天,我大学即将毕业,正心神不宁地等研究生考试的成绩,张老师找到我,问我工作的事:“你是山东人,如果想回山东我就向考古所张学海所长推荐,我开会见到他,特别提到你的事。”有了张老师的话,让我在成绩出来以前的那段日子寝安食甘。重庆市考古所的白九江是92级的毕业生,张老师为他向重庆市博物馆写了两页推荐信,而其实他也没有很有熟悉的人。1988年,我研究生临近毕业,大家都在心急火燎地找工作,蒋先生为我写了去南京博物院的推荐信,导师洪家义老师带我去博物院面见梁院长,还需要其他老师再向省人事厅做个说明推荐,张老师知道了,写了两页纸亲自送到位于青岛路的江苏省人事厅。学校规定,4月底还不见用人单位通知就列入统分计划,张老师又知道了,跑到研究生处为我说情:刘兴林联系的单位很快就要来函了,先不要统分。很多学生受到张老师不声不响的关怀。就批评一事,尤显对学生关心爱护之切。即使已经毕业离校,他想到了要嘱咐的事仍然会对你说。有一年,有个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在距南大实习工地不远的地点发掘,张老师晚上特意找人把他叫来,指出他的缺点,告诫他工作、生活中应该如何,还要注意什么。学生的优点缺点他都了解。他对他的研究生要求尤其严格,不管有课没课,每周至少要和他联系面谈一次。我和他开玩笑,张老师,儿大不由娘,他们会管好自己的。张老师板起脸,唉,那不行,怎么能不由娘呢?但是,我们从未听说过张老师讽刺挖苦过哪个学生,所以对严肃甚至有些刻板的张老师,学生们从来不就惧怕。


大家不怕张老师,主要是因为他的坦诚、率真和朴实,他的心口如一、别无二心,我们不用防他还有什么别的心思,也不用琢磨他的话外之音。2007年底,在南京的部分学生为张老师张罗70岁的生日,要吹蜡烛了,大家说,张老师许个愿。张老师咧嘴笑着,端着两手示意着围着他的同学们,声音清脆而宏亮地应着:“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大家自然很高兴,嘴上却说:“张老师,许愿怎么能说出来呢?”张老师说话总是很宏亮,和他小声商量个事,而他的回答能传到五米开外。有次要去三峡发掘,行前从银行取了钱,为安全计我要打的送他回家,门前拦了车,说去二号新村,司机下意识地嘟囔,这点路还打车。张老师站在车门口,拍了一下手提包:“嗨!三万块钱呢!” 这就是我们的张老师!


珠海博物馆的李世源当年在南大进修,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给有关老师做了精准的点评:张老师是严肃但不令人害怕,走近了更觉得可亲可爱可敬。


考古工地上的张老师和学生走得更近。从上世纪70年代,张老师带学生到考古工地实习,参加了吴县草鞋山、临潼姜寨、海安青墩、襄汾陶寺、常熟钱底巷、宜昌中堡岛、仪征神墩、珠海宝镜湾等许多重要遗址的发掘。1983年秋,他和戴宁汝、宋建两位老师带我们81级同学在江浦蒋城子南京市博物馆的工地上实习,那次我们掌握了写日记,辨土色,划地层,找柱洞等一系列田野考古的基本技能。张老师教石器时代 考古,特别强调注意柱洞遗迹,要求我们及时刮光地面,发现可疑现象先按柱洞遗迹做一下。我们先后找了几个疑似柱洞,解剖了,又否决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有所懈怠,有点不以柱洞为然的意思。现在想起来,张老师的提醒是对的,对于早期的居住遗址应该想到存在柱洞的可能,因大意而破坏了重要遗迹那可是无法弥补的事。


1999年春季,我随张老师带领研究生发掘重庆巫山张家湾遗址。遗址位于长江一级支流大宁河畔,我们常常抽空到河漫滩上找“雨花石”,晚上则坐在东家的电视机前看电视,这时张老师总要拉个学生陪他下棋。他说,不比你们年轻人,年纪大了,没什么欲望了。我说,嗳!张老师,食欲还是要有的呀。他笑笑:“食欲也不行了。”经常陪他下棋的学生有郭雁冰、黄厚明、吕春华,基本都不是他的对手。有天晚上正对弈中,我走过去对学生说:“喂!一定要让张老师赢最后一盘,让他睡个好觉!”张老师抬起头看看我,手指棋盘:“我让了他两颗子。”白天,他在探方隔梁上来回走动,具体指导,有关情况随时记在工地日记上。他掌握运筹着全盘,像是在下一盘大棋。


秋季的发掘则很不顺利,因为上工的事动不动就闹工潮,中间张老师有事回南京,我一个人苦撑着,学生们说话稍有不慎就招来了敌对情绪,一个学生在争吵中被人推搡,虽然事件已经平息,张老师回来听说后,径直走到村长家里,厉声训斥:“你们敢打人吗?”“不敢。”“你们能赶我们走吗?”“不能。”接下来应该就是上党课了。结果第二天村长就站在土堆上朝着带头闹事的曹姓人家叫骂:“老子是共产党员,你们家也有党员,摸摸自己的良心,还有没有党性。你们把这湾子的名声搞臭了……。”于是乎,直到我们收队基本没有大事发生,用张老师的话说,西线无战事。2001年在巫山江东嘴遗址发掘时,遇上个村霸对我们的工作百般阻挠,站在张老师面前吵闹,一点道理听不进,张老师就急了,胸脯一拍:“我是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那凶神恶煞的家伙慌张地后退了两步。一个有党性、讲原则、一身凛然正气的共产党员才会有这样的威慑力。当年他带78级考古专业学生到山西陶寺实习,在一次参观回去的路上,大家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张老师高举一根树枝,领着大家边走边喊号子,高唱革命歌曲,斗志昂扬走回了住地,为此师兄们认为他有大帅风度。


2001年的发掘点比较分散,张老师在各工区行走指挥,挂在腰间的计步器显示,他每天都走1万多步。那年他63岁,身体硬朗着,走起路来也

晃悠。11月下旬临近撤退了,发掘一座晋代砖室大墓,来不及当天清理完毕,张老师安排民工值夜,还不放心,又把我们分为几班轮流巡视,而他坚持要巡凌晨三点的一趟,说凌晨三点人最容易睡着也最不易醒来,你们年轻人不行,得我来。那条上工地的小路挂在江边的半山腰,坑洼的地方都有杂草遮掩着,白天行走也须当心才是。实在讲不过他,只好从命,于是嘱咐陪同他的研究生好生照顾,我和黄建秋老师分值另外两班。仍然是“西线无战事”,但不这样做恐怕他一晚上都睡不好。


2002年秋天到云阳发掘,张老师身体一度非常虚弱,在师母照看下在工地坚持了半个月就回南京调养。2003年秋去奉节,他身体有所好转,在工地住了半个多月,仍由师母照应着。这一年他退休了,以后就再没到三峡来。


就像关爱他的学生一样,张老师也热爱他的考古事业。


张老师一生勤于著述,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他不断研究、总结,不断吸收、提高,用很大精力编写专业教材。198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教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也是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史前考古的系统专业教材,是他15年教学工作的结晶。他当年给我们用的还是一个油印的本子,课堂上讲的中石器和细石器等概念都还没来得及印进去,课上完了,张老师又专门找时间增加一次课,为我们讲“前陶新石器文化”。2004年经过大力修订后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出版,37万字,增加了十几年来新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1991年出版《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附录“第四纪常见哺乳动物化石的鉴定”由吴建民老师撰写),2003年出版了修订版《中国旧石器时代 考古》,约请黄建秋老师补充了“旧石器的考古方法”一章,全书共计48.5万字,张老师撰写40万字。1991年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其中“概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三章由他亲自撰写。2009年出版修订版《中国考古通论》,由第一版的56.5万字扩充到93.6万字,张老师撰写部分有44.3万字,光“概论”一章就有6.5万字。1995年,张老师约请南京市博物馆的周裕兴共同编写出版《夏商周考古》,增补了1979年北京大学《商周考古》出版以后的新材料,全书35万字,张老师统稿并撰写19万字。粗略统计,以上教材张老师亲笔撰写的字数就有100多万。就像他教导我们的那样,在形成铅字之前,必须要经过三稿四稿,甚至五稿六稿,对于不会使用电脑的张老师这又是怎样的艰苦工作!


张老师的教材被各高校选为文博和考古专业的教科书,而《中国考古学通论》还成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备参考书,多次印刷以应需求。第二版200910月出版,改名《中国考古通论》,至20108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再次印刷。南大出版社社长碰到历史系领导很自然地提到这本书,称它为出版社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些教材惠及万千学子,它普及考古知识,引领青年学生走上考古征途,这又是怎样的社会效益!张老师会写教材。他就是一部教材!


1999年湖北省社科院筹划“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季羡林任总主编,副总主编中有俞伟超先生,俞先生特别向湖北方面推荐张老师撰写《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书,这部专著由湖北教育出版2004年出版。他主编的著作还有《文物鉴定指南》(88.8万字,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农业的起源和发展》(37.5万字,与王玉堂等联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两部著作都有张老师撰写的相当多的篇幅。上世纪80年代初他对于大陆学界尚感陌生的“前陶新石器文化”和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引介,和后来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与几何印纹陶的研究等等,都对我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张老师学术生命长青。2003年,他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每年都有几篇论文发表,直到2009年他还抱病为《江苏文史研究》撰写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分布、类型的划分及其争议”一文(2009年第4期)。现在,40余万字的《史前考古与古代文明研究论集》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已发表的80余篇论文中选取40余篇编排而成。可惜张老师不能亲眼看到它的出版。


张老师丰硕的成果来自于他的勤奋,他一笔一画地写,一遍一遍地改,他不会用电脑,也不会用快捷的办法找资料,下的是死功夫。我和范金民老师承担了“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中《长江丝绸文化》一书的写作任务,我们只感到忙,没时间,而张老师《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早地交了稿,湖北人打来电话催,人家张之恒老师一个人写早就完成了,你们什么时候交稿?我当时只是认为张老师对材料熟,写得快,跟他到三峡考古,又知道他很善于利用时间,早上五点起床,写作一个小时,然后出去散步,早饭时间回来。这一小时是最安静也是他精力最集中、写作效率最高时候,当然也是我们睡得正香的时候。我们至少每天比他少这一个小时的努力。


张老师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他的著作,他的研究,会使一代 考古学人受用无穷,社会会给他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尊重。


一路走来一路歌,张老师踏歌而来,乘云而去。他早在一年前就立下遗嘱:死后不挂遗像,不买墓地,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他把遗嘱郑重地写下来,送到系里。201012月上旬,他托付家人到系里为他交足了一年的党费。他对组织无任何要求,他没有遗憾地走了。他是在昏迷状态下慢慢离去的,走的很安详,没有半点痛苦,这给生人些许慰藉。1230日火化后,师母带着儿子少华一家在亲友的陪同下把张老师的骨灰埋在了镇江老家事先买好一棵四季桂花树下,他的骨灰将化作泥土长久滋养着细碎的桂花,年年散发出怡人的清香,以此延续着他的生命。张老师一路走好!

张家湾遗址发掘(2000年)


张老师在三峡考古工地(2003年)


张老师和师母(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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