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挥基础学科优势，回顾以往，传承学脉，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第一党支部特别推出“师说·学脉”系列访谈活动，采访了部分学院离退休教师，通过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他们的学术历程、人生理想与治学心得，在对话交流中汲取信念力量。衷心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把前辈的学术积淀与人生智慧转化为对我们的有益启迪和成长道路上的动力。
本期访谈，我们走近李良玉教授，聆听他关于历史观念、人工智能、史学心得以及对青年人的期待等一系列见解。2025年12月9日，朱家慧、肖瑶同学访问了李老师，下面是访谈记录。
嘉宾简介
李良玉，1951年生，江苏省海安市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民国卷）；《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转型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柳叶集——李良玉博士生教育文录》《柳叶集——李良玉博士生教育文录（续编）》《历史知识的建构》以及《李良玉史学文选》等多卷本文选。本世纪初正式进入中国当代史领域，著有《鼎革之后——中国当代史论丛》一书。
问：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虽然您已经退休10来年了，但是我们大家还时常念叨您，也常常读到您的论著。可以谈谈您的情况，包括近年来的工作和计划吗？
答：我是2015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的，继续上课至7月正式离岗，已经10年开外了。退休以来以休息为主，附带做一些整理资料的工作，也时常应邀去其他高校做一些讲座。近年来，把过去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过程中保存下来的读书资料，整理成了《博士论文札记》10卷本，大约470万字。这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同学出了大力，先后有二三十位毕业多年的博士参与其中。我个人则整理编辑了一部文集《鼎革之后——中国当代史论丛》。另有一部讨论史料和史学方法的文集《历史知识的建构》出版。总体来说，退休以来最大的快乐，是敬佩学院的繁荣和发展、昔日同事和年轻朋友们取得的巨大成绩。所谓“创造继往开来的宏伟业绩”是指感慨于学院的发展和朋友们包括你们年轻同学创造了新的业绩。
问：您的研究横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当代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在您的学术经历中，有哪些社会环境因素发生过影响？它们怎样影响了您？
答：谢谢！我的涉及面可能相对宽一些。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心得，收录在《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转型时代的思想与文化》两书之中。对民国史的研究，主要是出版了《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民国卷）。这本书1996年初版，2001年再版。前几年出版社准备修订出三版，后因一刀切的情况变化没有出。2000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指导论文上，先后出版了收录硕士、博士研究生教学资料的《柳叶集——李良玉博士生教育文录》《柳叶集•续编——李良玉博士生教育文录》两书。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选题，大部分在中国当代史领域，自然，我的注意力也逐步转移到了这个领域。我的导师蔡少卿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秘密社会史大家，也是社会史研究的大家，我跟着他写了一些社会史的文章。
20世纪90年代，蔡老师曾三次找我，要我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秘密社会史领域。我考虑进入这个领域有点晚了，兴趣和天分可能不够，始终没有转，有点辜负蔡老师的希望了。由于长期在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领域里转，难免接触到一些中共党史的问题，我的研究论文《高饶事件笺注》《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几个问题》《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方针之演绎过程——中共中央、华东局、苏南行政区政策疏证》《中共江苏省委急电“关于粮食问题的请示报告”疏证》《毛泽东“七律•悼罗荣桓同志”疏证》《关于大革命史的一项政治文献学研究》《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问题》《学科地位提升与党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等，有一定学术影响，勉强自称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大约没有什么问题。
在我的学术活动中，有四个重要因素发生影响。一是“文革”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匡正历史的整体社会氛围；二是反思和开放环境下历史学界的自身变革，学界风气的改良；三是前辈的提携。我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是蔡老师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列入计划的。没有他的安排，以我当时的资历还出不了书。《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卷，是应邱树森教授的邀请参加的新编中国通史工程，是国家教委组织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我当时还是一个副教授，没有邱老师提携，不可能有机会写这样的书。四是个人兴趣和工作需要。我的主要兴趣是思想史，长期以来没有断过，除了研究思想个案、社会思潮，还把思想史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对历史现象的思考，这就十分有利于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转到中国当代史领域是因为招收博士生之后，必须规划学生的博士论文选题范围，以便有一个大的方向，大家各自开花结果。中国当代史是一个新领域，开发空间巨大。因此，我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这里来了。
问：您十分重视研究人员的历史观念，您觉得怎样才能树立科学的观念？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全球史观”等观念方法与历史研究，包括近现代史、当代史研究的关系？
答：历史观念是历史研究层次最深、最具决定性的前提。所谓历史观念，是人们在既有认识和学习能力支配下建立起来的某种评判历史事物的价值尺度，或者赖以解释历史的思想观念。它既是持有者对历史事物的想象方法，又是持有者的某种心理定势。历史研究始终是研究人员的知识、思维、情绪等多重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在人的思维活动中，逻辑推理的能力非常重要，但心理意识活动也会影响判断。历史观念不同，不仅会导致人们面对同一历史事物产生不同的历史感情，还会支配人们对同一历史事物作出不同的事实和材料的选择。即便面对相同史料，不同学者也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比如对“五四运动”的研究，过去人们往往以爱国主义为中心叙事线索，后来又从反思激进主义的角度进行解读，这种差异就根源于人们历史观念的变化。因此，历史研究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终极解释”，而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观念框架中被重新思考和书写。
为了不断跟上时代的进步，就需要不断修正我们的历史观念。一是要不断接触社会实际，了解世道人心的变化，不能采取刻舟求剑的态度。二是坚持专业主义的立场。过去我提过，历史研究有六项基本规则，即重视原始资料，证据决定发言权，先讲事实后讲道理，通过考据弄清真相，用史料的真实性检验结论，不做违背事实的议论。我认为这六条是不能违反的，坚持这六条就是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
过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主流的观念是革命史观，后来又有了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文化史观等等，它们都有各自的道理，也都有各自的不足。过去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研究历史要用古今中外法，这当然是对的。关键在于古今中外是四个点，而中间的坐标点是什么？古是以古代的什么为标准，今是以今天的什么为标准，中是拿中国的什么和别人比，外是拿哪些外国或者外国的哪些东西作为榜样。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要补充一句，取法乎下，万劫不覆。
问：您曾经强调 “资料是选题的基础”，研究近现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历史资料的收集有哪些困难？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答：人类的社会生活有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知识，也是当下的人们对于过去时代人类的社会组织、思想方式、经济技术、生活状态、物质和精神成就的记录。这种记录必须是真实的，不是主观臆断的。而成为真实记录的前提条件，就是充分占有资料和正确分析资料。历史资料的占有越丰富，理解越正确，结论也就越可靠。当然，无论资料的丰富性、理解的正确性、结论的可靠性，都没有绝对性而只有相对性、可比性。中国近现代史、当代史存在收集资料的困难，但相比于古代史，开发的空间要大得多。资料的难易和选题有联系。有些领域、有些问题上困难多一些；而换个领域、换个问题，困难可能就少一些。档案资料有难度，民间资料的挖掘、报刊资料的利用，就容易一些，限制也少一些。当代史料极为丰富，但有些方面受到制度约束。在此情形下，研究者应学会调整视角，转向民间找选题和材料。通过转换研究对象与方法，同样可以获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问：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学术方法还有用吗？怎样正确对待和运用现代数字技术？
答：现在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共享和人工智能开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它将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的进程，大大提升科学技术的能量。如同所有人文科学各个学科一样，历史学也将受其推动而发生极大的变革。在这个时代，历史资料的收集将更加方便，研究动态的了解将更加迅速，历史问题思考将可能借助有关程序而工具化，甚至，专家的学术写作也有可能借助于AI生成而非主体化。技术将极大地提升资料检索与信息获取的效率，但在学术分析层面的适用性仍存在明显限度。数据共享的制度瓶颈、历史资料数字化的缓慢进程，虚假信息的泛滥甚至智能化，都决定了人工智能尚无法承担历史研究的核心分析功能。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新技术，在网络资料和公开学术资讯的获得方面尽享其利，但是，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则应该谨慎使用甚至禁止使用技术工具。如果我们不恰当地把学术分析和学术写作完全交给AI工具，研究者的人本化思维和写作的能力可能会迅速退化，甚至普遍陷入无意识的学术雷同与抄袭风险。
问：您的研究涉及跨学科视角，如何把握历史学本位与其他学科方法的边界？
答：多学科方法是个老问题。这里涉及两点，第一，历史学本位是什么？第二，历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是什么关系？我理解你所说的“历史学本位”，应该是历史学知识方法本位，或者说，是其他学科也会使用、但构成历史学鲜明辨识性的知识方法。我以为文献分析、考古和田野调查是历史学的主体知识方法。文献分析包括收集、整理、分析、利用文献的全过程。考古是从地下挖掘实物资料，田野调查指沉下基层，广泛收集一切民间遗址、遗物、器具、文书、乡例民俗和群众记忆。这是一个广阔天地。我把这些资料称之为“民间历史遗存”，或者“民间历史记录”。历史学的方法首先要把这三个方面打通。不下档案馆、无视考古发现、不做田野调查，只守着图书馆资料，这是不够的。还要看到，许多人都宣称自己的研究运用了多学科的方法，但是读他的文章，其实只用了文献分析的方法。甚至，文献分析还不到位。当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还谈不上运用考古资料的问题。但是，也不排除从地下挖到有用的东西。杨开慧的一些遗物，就是从老房子的泥墙中发现的。历史学的方法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包容的。你把其他学科的方法融汇进来，形成了新的分析和新的见解，你就是用了新的史学方法。
问：您曾经在一次给研究生的讲座中，系统阐述了“选题决定论文”的观点，怎样才能精准选题？优秀的近现代史论文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答：“选题决定论文”是一个很早就提出来的论题，我已经提倡多年了。“选题有决定性意义”“博士论文是博士的名片”，这是我们20多年之前就公开宣传的，应该说也是对的。第一，选题决定论文的档次；第二，选题体现作者的眼光和方法；第三，选题好有助于作者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什么样的论文够得上好论文，各人的评价标准并不一样。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领域，我认为好论文的标准有五条：不跟风，有独立见解，有足够说明问题的史料，合乎学术规范，文字优良。
问：您曾提醒研究生，从史料梳理到形成观点的过程中需警惕多重问题。具体而言，您认为青年学者最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您对青年学者有哪些建议？
答：梳理史料确实很重要，是阐明主题，建立学术框架的重要环节。过去，我们内部有“四个吃透”的说法，叫做“吃透选题，吃透资料，吃透方法，吃透李老师”。去掉“吃透李老师”，其他“三个吃透”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任何“吃透”都是作者去吃透，作者都是人，都有人的局限性。人的认知水平不同，吃透什么、怎么吃透自然不同。为了科学地梳理史料，要建立正确的方法论。第一，保持审慎的态度，不要轻易下结论；第二，排除一切立场上、观念上、情感上的成见，谨慎地判别史料，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第三，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因为别人有不同见解、或者发现了新史料导致自己的结论被推翻而有错误的情绪。
问：学术规范是史学写作的基石，您过去在教学中也很重视规范性教育。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答：你的说法很对，学术规范的确是学术研究的基石。学术的规范性决定学术作品的档次，而作品的档次又是作者身份的体现。学术规范包括显性规范和隐性规范。显性规范是有形的，包括引文的标注是否正确，标点符号有没有错误，论文结构是否完整，论述逻辑是否自洽，语言文字是否通顺，等等。隐性规范是指作品内容所显示出来的作者的学术涵养，包括专业的知识背景，学术思维的水平，化解政治情绪的能力，等等。最近披露出来的《西厢记》一书的编校错误，充分证明了学界的规范性状况不佳，非常令人担忧。怎样才能不断加强规范性，减少随意性，杜绝谬误性呢？首先是要树立规范意识，时时刻刻想着不规范的学术作品将给自己带来耻辱；其次是要了解相关规范的内容，晓得哪些差错属于不规范，应该尽量避免；最后是凡是完成了写作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修正错误，追求完美。要明白加强规范性教育的目的，绝不是限制自由，取消个性，而是提高素养，提高品位。借此机会，我还要对目前某些貌似加强规范，而实则危害青年、毁坏学术的一些流行做法提出批评。第一，查重制度，这个制度的危害性有目共睹，它严重败坏了学术公信力，增加了教育和科研的成本。第二，学生所写论文的导师署名制。某些学校和刊物公然规定研究生发表论文必须导师署名，而且署第一作者。它侵害了学生的权利，破坏师生关系，助长了学界不劳而获的坏风气。第三，刊物关于来稿的外审制度。本来刊物对来稿组织外审，是提高用稿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但现在已经变味了，变成了编辑不负审稿责任、合规地拒绝非关系稿、合规地录用关系稿的恶劣制度。这些异化了的制度，已经成为学术腐败的内容之一，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并且加以革除。
问：您认为近现代史领域的青年学者，如何才能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精神融入自己的学术实践？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历史学或者说中国近现代、当代史的学者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有一定挑战性。“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在工科领域也同样适用，比如农学、园艺学、植物学、林学、地质学以及矿山、水电部门等等。我最早听到这一提法，就是在媒体报道一位农学家常年深入农村，指导农民耕种，改良种子，提高种植水平，防治病虫害，大面积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媒体表彰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袁隆平大约也是一个这样的科学家，他的丰功伟绩联合国都承认。地质勘查队员到处跑，满世界找矿，他们的论文不是写在祖国大地上吗？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则与科技工作不完全相同。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以历史文献和可见器物及痕迹为主要考察对象的专门研究，其论文写作要建立在扎实史料和严格规范之上。当然，历史学也要面向大众进行公共教育。我院有些老师就在历史公共教育上投入不少精力，把研究心得传播给公众，是很大的贡献。“文革”期间中苏边界谈判，就有研究边疆问题的老师接受外交部门的咨询，也可以说他们的学术贡献是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问：您长期从事历史学的教育工作，在研究生培养中始终关注学子的成长。您在研究态度、治学方法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答：谢谢！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不敢说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谈到年轻人，我倒是很有感情。应该坚信，今天的青年学子就是明天的社会栋梁。哪怕作为一名普通老师，都有义务满腔热情地扶持年轻人，而不要压制他们、坑害他们。作为年轻人，当然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折不挠，勇往直前。由于教育本身的问题和社会大环境的缺陷，现在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等各个层级的教育都存在问题，有些还比较突出。时常听到有中小学的学生甚至家长自杀，据报道今年高校就有好几十位老师英年早逝，令人非常痛心。借此机会我呼吁要善待年轻人，现在有一些政策对年轻人太不友好了。我也呼吁年轻人要放松心态，自我超脱一些。以前我在徽州看到一副对联是讲读书人的：有书声，有织声，有孩儿声，才是人家；无富色，无贵色，无学问色，方成士品。拿一句通俗的话说，现在太卷了，人们太焦虑了，戾气太重了。我们应该把节奏放慢一些，再慢一些。我祝愿历史学院的朋友们都能处理好读书和工作的关系，努力读书，快乐生活。我也衷心祝愿年轻的同学，能够始终健康地成长，“在生活中读书，在生命的快乐中读书，在亲人朋友的真诚和信任中读书”。这是我的一点希望，谢谢！
（本文由同学于12月29日写出初稿，12月31日经被采访者根据录音审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