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谈判
4月1日，中日双方重开谈判（第四轮谈判）。当天，日本代表将本国政府提出的媾和条件底稿送到李鸿章寓所。条约底稿要求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三亿两；中国增开顺天府（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商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日本可在中国开设工厂等。限四天内答复。
李鸿章看过后，对日本勒索之苛、欲望之贪感到惊愕。他在给国内的电报中指出：“日本所索兵费过奢，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今沈阳，当时奉天府管辖辽东地区）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四天的期限一到，李鸿章交了一份“说帖”，作为对日方的答复。在说帖中他没有用外交辞令，而是采用以情感人的方式抒发感慨：“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然后在说帖中将日方的要求分为四项，即朝鲜“自主”、让地、兵费、通商权利。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他三项都有所论驳，“于让地一节言奉天南边割地太广，日后万难相安；赔费一节，言中国财力短绌，万办不到，非大加删减不可；通商权利一节，言子口半税减为值百抽二，并将一切税钞豁除，与各国定章不符；又机器进口改造土货运入内地免税，亦难准行。”
清廷内部对日方的媾和条件看法不一。按光绪之意，是“颇在速成”，希望早日缔结和约。奕訢等人断言“‘战’字不能再提”，主张割台保奉（辽东），只割一地。翁同龢力陈台湾不可割弃，“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光绪皇帝难以抉择，于4月7日电示李鸿章：“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指示李鸿章“直抒己见”，“先将让地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赔款一亿），与日方代表“竭力申说”。
因李鸿章受了伤，日方建议加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得到清廷批准。父子两人同为全权大臣，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日方这样做自有其目的，他们认为，李经方年青，比较容易对付。4月8日下午，伊藤博文邀请李经方到他住的行馆谈话，实际是威胁恫吓。李经方被吓得不知所云，连忙答应立刻报告给父亲。在伊藤博文的催促下，李鸿章提出新方案：日方要求割让包括辽阳、鞍山在内的奉天南边地方，中方主张割地限于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这样使辽东割地减少约一半；日方要求三亿赔款，中方以一亿应之。4月9日将这一修正案送交日方。这天下午，李鸿章给国内发电，叙述了伊藤博文的威胁之辞，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为止。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云添？乞预密示。否则，只能罢议而归。”这份电报被日方破译后，对李鸿章不惜谈判破裂的态度感到意外。陆奥宗光认为这是李鸿章谈判的底线，从而与伊藤博文商量，修改日方的条件，对辽东半岛的割地缩小范围，割地到海城为止，这与李鸿章的方案一致；赔款减为二亿两；开放口岸由七处减至四处，减少开放北京、湘潭、梧州三地。
4月10日，李鸿章带伤去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四轮谈判。两人先互为问候，接着伊藤博文谈到他是长门人，老家离这里只有20公里。李鸿章说他研究日本名人的出生地，知道以萨摩和长门的名人最多。伊藤回答，日本的萨摩和长门就像中国的湖南、安徽，意思是指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的祖籍。李鸿章称是，说：“湖南如萨摩，安徽如长门，而现在安徽败于长门。”伊藤博文回道：“说长门战胜了安徽，此说不当，其实是日本战胜了中国。”然后谈话转入正题，伊藤面交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赔款二亿两，割让辽东半岛（范围有了缩小）、台湾、澎湖。伊藤蛮横地声称，此次日本的条款“已让至尽头”，中国代表只需回答“允”还是“不允”。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道：“只管声辩，但不能减少。”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反复辩论两小时，伊藤口气毫不松动并赤裸裸地威胁：有60艘运兵船在广岛待命，可载兵数万，随时可解缆出发。
第二天，伊藤博文去信催促，说是现在不答应日本的要求，以后连这样的条件也难得到。李鸿章将日方的条款及要挟情况电告总理衙门，请旨定夺。12日，李鸿章给伊藤写信，要求双方再会商一次，在让地、赔款等条款上再放宽一些。伊藤回复：“无可再商”，“所宜回复者，惟有允否两字。”14日是日方限定的最后答复时间，李鸿章要求延至15日下午。他给清廷发报称，第二天下午四点是定议时间，过期作废，“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清政府唯恐京师不保，于14日、15日连复李鸿章内容相同的两份电报，传达圣谕：“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定夺。”
接到同意签订和约的最后谕旨，李鸿章于4月15日在春帆楼与日方举行最后一轮谈判。这次谈判长达四个半小时，一直延至上灯时分。李鸿章仍试图与伊藤博文做最后的讨价还价。他要求将赔款再减5000万两，5000万两不能让，让2000万，甚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两，不必如此口紧”，“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赔款既不肯少出减，所出之息当可免矣”，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哀求，少许减一些，算是送给他回国的旅费，弄得伊藤说，议和不是市井做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最后，李鸿章发狠道：“如此口紧手辣，将来必当记及。”日本方面通过破译密电，知道清政府已授予李鸿章“权宜签字”的权限，所以不管他如何再三恳求，日方就是不肯作丝毫让步。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伊藤博文要求在互换条约批准书后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要求再展限一个月，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尚未下咽，自感腹饥特甚。”
空前国耻
4月17日上午10时，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等来到春帆楼，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日讲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废除原有的中朝宗藩关系；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因为日本割得辽东半岛有碍其他列强的侵华利益，随后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加付3000万两的赎辽费）、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向日本赔款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得在此设立领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厂制造，产品免征各项杂税。
4月18日，李鸿章一行登船回国。《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的抗议浪潮。人们纷纷要求拒和废约，迁都再战，甚至有人主张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回国后称病住在天津，派人将和议约本送到京城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他主张按期批准马关条约，反对“毁约再战”，希望“暂屈以求伸”。
光绪皇帝对签约还是废约举棋不定，他茶饭不思，“天颜憔悴”，痛苦到了极点。眼看规定的换约日期已近，5月2日，众大臣共请光绪签字用宝，批准《马关条约》。光绪“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含着泪水吞下了这颗难咽的苦果。次日，清廷在和约上盖上国玺，条约正式生效。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国耻，其丧权辱国的程度甚而连后来的《辛丑和约》都不能超越。尽管《辛丑和约》的赔款数额是空前的，但《马关条约》将一个省割让给外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惨痛的事件过去已经120年，痛定思痛，后人应该从中得出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
首先，《马关条约》的签订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直接后果。而甲午战争的失败腐朽的清政府负有极大的责任。若论武器，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大致相当，都有坚船利炮、后膛快枪，与几十年前鸦片战争时中英双方武器差异悬殊的情况截然不同。令人遗憾的是，以淮军为主力的清军总体上作战不力，海军尚有激烈的交战，而陆军中除聂士成等少数爱国将领外大多未作顽强抗击，往往是一经交战遇敌即溃。倒是后来台湾军民的保台之战是这场战争中的亮点。就此而言，作为淮军统帅的李鸿章负有治军不严的责任。
其次，谈判桌前的较量要以战场上的对抗为后盾。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内治不修，兵疲将惰，结果是战不能战，求和心切，总是期望以利益的相让来保得平安，没有破釜沉舟有我无敌的决心。为保京师安宁，为保慈禧不逃难，不惜损及祖宗的基业。实际上日本侵略者是外强中干的，如果中国有决心打持久战，日本是拖不起的。当时英国驻日公使曾向国内发电称，“战争已经使日本的资源承受巨大压力，如果再持续一年，不管胜负如何，日本都会在财政方面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如果中国拒和，转而采取其著名的消极抵抗政策（即持久战），日本将会处于严重危险的处境。”日本政府表面上十分傲慢，但如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日本将会难以应付。即使在谈判桌上，如果有不惜谈判破裂，撤使再战的决心，是可以争取到更有利一些的条件。从李鸿章在谈判时发电称要“罢议而归”，日方就做出较大让步即可看出。
再次，清朝实际的执政者慈禧的误国求和政策是导致中国马关之耻的关键因素。慈禧太后在晚清控制朝政近50年，这在中国几千年男尊女卑的传统风气中是一个异数。其人对国家的改革大计乏善可陈，但在纵横捭阖、玩弄权术上却有超人的能力。对待与日本的媾和谈判，她先是称病避责，后又屡有决不离开北京的表示，加之簇拥在其周围的一班后党要臣极力主和，力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不惜割地，使得光绪皇帝难以做出毁约再战的抉择。而光绪一是没有实权，始终受到慈禧的牵制，二是投鼠忌器，害怕迁都打破坛坛罐罐，三是他依靠的帝党大臣也大多是大言愤激者多，实力干事者少，终于最后抵不住来自各方的压力，被迫在和约上签字。
最后，李鸿章在谈判策略上也有不少失误。客观而言，李鸿章在当时中国的官员中是最懂洋务的。在他出使日本的随员中，伍廷芳、马建忠等都是留学国外、精通外交的人才。他还雇用了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谈判的法律顾问。而且他也极力与日本代表磋磨争辩，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有明显的成效，如减少了赔款，缩小了割地等。但他在外交上的基调是软弱的，目的是要速成和约。在他遭日本暴徒刺杀时，不敢以此为契机停止谈判。另外，在外交上他还有几点具体的失误：一是用人为亲，提出以自己儿子李经方为副使，致使伊藤博文以李经方为突破口，威胁恫吓促使中方尽快签约；二是不该在谈判中任用科士达，此人与陆奥宗光是故旧，在谈判中实际是偏向日本的，在签订和约后，又催促清廷尽快批准，是个内鬼式的人物；三是密码被日本破译竟不知，使得中国代表团无密可保，在外交交涉中总是处于下风。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春帆楼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隐痛之地。17年后的1911年，梁启超曾去春帆楼凭吊，百感交集中赋诗一首：“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伤痛的历史，人人奋力为之，涤洗前耻，共同振兴我泱泱中华！